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在书写这些勇敢的叛逆者时，她们倒是能够真正走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主体愿望、诉求以及两性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凌叔华的小说《春》、《花之寺》、《酒后》、《女人》都描写了现代的家庭生活。她写出了即使是在现代的家庭生活之中，男性也无法洞悉女性的内心秘密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隔膜。此外，凌叔华的小说《绮霞》还对新女性在婚姻与事业的矛盾冲突进行了较为细腻的演绎。《绮霞》写到了一个对音乐有着较高天赋和热爱的已婚女性，她在自由恋爱的风潮中组建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与她的感情也甚好，但是她在为家庭生活操劳了五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满意这种生存方式，她渴望为艺术献身，渴望婚前那种灵性和诗意能够再次回归。最终，在事业的追求和对丈夫的爱之间她做出了一个选择，她离开了温暖的家庭，甘愿一个人去小学给孩子们教音乐，完成她的音乐教育梦想。无论是庐隐，还是凌叔华，她们作为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她们都认识到女性解放运动的艰难和曲折，这并不是仅仅凭借对传统文化的抨击，对旧式社会制度的改造就能够完全实现的。这里也包括了对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的改造过程。而这也是易卜生的《娜拉》中所赋予的中心主题意义。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女儿，她也是一个读过书、求过学的新式女性，但是她深陷于丈夫海尔茂为她所营造的温馨家庭生活之中，已经逐渐地失去了自我。她成天想到的就是穿衣打扮，如何讨丈夫的欢心，如果不是人生中的这次意外的伪造签字借款事件，娜拉恐怕是不会想到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庭的。但是，易卜生把娜拉放在生活的转折点上，给予她一次致命的人生打击，使得她头脑中幻想的幸福情境成为了严酷的现实。与易卜生笔下这个被外在的因素所推动而发生改变的娜拉相比，笔者认为凌叔华和庐隐对中国新女性的人生困境的揭示和展现要更为深刻和丰富。五四女性作家笔下的新女性们已经意识到在父权体制下的社会里面，社会安排给她们的新的女性角色与她们的自我角色定位之间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她们尽管也没有为这个现存的社会体制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但是她们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对女性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诉求，却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留下了更多的思索空间。周作人曾说：“妇女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大家都知道，因为女子有了为人或为女的两种自觉。所以才有这个解放的运动，中国却是再怎样？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解放运动。”[4]

　　正确认识“人”是正确认识社会的第一步。民主与科学，其内核就在于对人生权利的确认。这既包含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抗争，亦包含了自我解放的呼唤。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权意识的觉醒。对人的肯定，势必意味着对原先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平凡生活引起关注，对原先等而下之的本能、欲望重新审视，并意味着人的某种满足度必然成为其自身本质存在的外化线与价值尺度，意味着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中国女性要实现“自我”，就必须要审视“自我”，首先当然就是认识“自我”。而五四作家笔下无论是觉醒之前还是觉醒以后的“娜拉”形象，其意义也就在于警醒妇女，让她们从对自身处境不明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去追求自我解放道路。人类之所以不断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既是为了确定自身与外在的各项关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这一认识使生存获得明确的意义。既然有了“人”的发现，个性解放便是一个必然的口号，出走的“娜拉”便会蜂涌而至。

　　参考文献：

　　[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欧阳哲生编，第5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3]胡风：《文学上的五四——为五四纪念写》；《胡风评论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4]周作人：《谈虎集（下）》；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

　　（作者介绍：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师教育、语言文学教育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著作两部，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